不久前出版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是姚春树、袁勇麟师徒二人合著的一部富有理论建树的学术著作。
先贤刘勰从文体的历史流变、文体的词义学角度、代表作家作品及其写作理论的构成系统等四个方面，多维度全方位研究文体形式，形成一种网络式的思维结构。刘勰“论文叙笔”的这种网络式的思维结构，对姚、袁研究和撰写“20世纪中国杂文史”有着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
著者在撰述这部著作时，首先涉及对杂文这一文体的内涵和外延该如何界定的问题，这便是刘勰所谓的“原始以表末”和“释名以章义”。然而这个问题又最容易引起学术界的歧义和争论。姚、袁在充分考察、梳理古今“杂文”界说的基础上，重新厘定“杂文”的定义：“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显然无论是从概念的内涵，还是外延，这一见解都比较科学、准确地抓住了杂文体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且揭示出杂文固有的本质特征和美学品格。
我们在阅读这部著作时，常常能领略著者一些充满睿智的论断，体现他们高远的学术眼光和不蹈因袭的探索精神。譬如，关于周作人的评价，著者以为现在学术界流行把周作人仅仅定位于“小品散文大师”的观点是不全面的。
著者尖锐地指出：“周作人在其思想较积极时写过不少锋芒锐利的有关‘社会’和‘人事’的评论，应予肯定性评价，到了他思想消极蜕变甚而沦为汉奸文人时，他仍写过众多的介绍‘神话’、‘童话学’、‘民俗学’、‘性心理’、和‘性道德’，以及评论中外古典文学和文化领域、熔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的杂文，对新文化的建设，对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宣传，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在这些方面，周作人的作用，是很少人能够企及的。”因此，著者认为我们既要看到周作人是小品散文大师，更主要的是杂文大家，这样才能认识他的“全人”。
刘勰所谓的“敷理以举统”，在姚、袁这部论著中最鲜明的体现，那便是提出创建“20世纪中国杂文美学”的理论主张。理论建构是论著生命的主体，它凝聚着著者理性思维的洞察力，是对象内在生命的引申，是现实性、可能性与合目的性的结合。姚、袁在《结束语：一个崭新的课题——关于20世纪中国杂文美学》中，一方面稽考钩沉、排比论证，从贫乏的中外古典杂文理论资源里，汲取有益的理论养料；另一方面独具慧眼、潜心探究，全面而深刻地阐释鲁迅杂文的美学理论。尤其是鲁迅的杂文理论，尽管他没有专门文章来阐述，但其精辟见解散见于各类集子中。姚、袁披沙拣金，梳理脉络，廓清渊源。他们认为：“把现代杂文规定为是一种以批评或议论的方式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鲁迅一贯的文艺思想，是鲁迅对近代特别是现代的杂文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论概括。”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著者在概括鲁迅杂文艺术时，明确规范为“形象化”、“抒情化”和“理趣化”的审美特征。这是著者对鲁迅杂文审美功能的高度概括和美学思考，体现了著者思想学识的独创性和深刻性。当然，著者在充分重视鲁迅对中国杂文理论建构的巨大贡献时，也并未忽视其他散文理论家的独到见解，如周作人、林语堂、朱光潜等人的杂文理论。
毋庸讳言，这部论著也存在着不足和疏漏之处。在第一编中，对杂文文体理解显得过于宽泛，如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谭嗣同的《仁学》，邹容的《革命军》纳入杂文的研究范畴，就很值得商榷；第三编，著者开拓杂文研究的视野，增设评介黄裳史论性的论剧杂文，张恨水、欧小牧的古典小说新解杂文，但却疏漏了当时名噪一时的张爱玲杂文及其海派杂文小品的论述，这不能不说有遗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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